2000年以來，由于生產方式的轉變和“牛”用途的變化，“役用牛”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義；廣袤的中國大地上，出現大量的“弒母殺青”，導致2000年到2010年間，我國活牛存欄量下降13.89%;而同期，中國奶牛存欄總量相對穩定。內蒙古西部農村，是全國活牛存欄量減少的一個縮影。

 

“乳肉失衡”的中國牛業

　　退“役”之后，牛的存在，只為滿足人們的“乳、肉“之需;乳牛、肉牛，發展狀況迥異。

　　2000年后，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，老百姓收入水平快速上升，生活內容得到質的改善。牛奶，曾經是老弱病殘所需的營養品、走親訪友的伴手禮，已經走進了尋常百姓家，變成像米面糧油一樣的生活必需品。中國乳業飛速發展，成就了伊利、蒙牛等世界級的乳業巨頭。在巨大需求的刺激下，中國奶牛養殖發展迅速，從小區/奶站到規模牧場，再到牧場聯合體，奶牛飼養發展成為一個規范化行業。

　　而退“役”轉“肉”之后，肉牛在形成“行業”的過程中，相對乳業的發展，還過于緩慢，至今未能成型。品種雜亂(無特色)、成本高、飼養技術落后、屠宰分割水平低、投資周期長，回報率低等因素制約中國肉牛業的發展。中國牛肉至今沒有建立起有效的行業壁壘，注定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處于弱勢地位。

中國牛業的困局

　　乳牛、肉牛狀況雖有不同，卻面臨同樣的困局。

　　近兩年，隨著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的深入。中國與澳大利亞，新西蘭等牧業大國關稅壁壘逐步取消，進口乳、肉憑借品質和價格優勢，來勢洶洶，在國內市場攻城略地。

　　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，澳新兩國進口乳制品(原奶/大包粉)價格持續下跌;按原奶價格計算，到岸價甚至低于國內牧場原奶的生產成本。作為乳制品加工企業，選擇品質優良、價格低廉的生產原料無可厚非。結果，乳企只能壓低國內原奶的收購價格，壓縮國內原奶收購計劃，部分牧場只能收購70%，剩余30%需自行處理。“量價齊跌”無疑給牧場經營帶來巨大的壓力，而這樣的情況沒有絲毫改變的跡象，不遠的將來“倒奶殺牛”也許會再現江湖。從長遠看，奶業形勢的發展必將傷害中國的奶牛飼養行業;奶業安全也將會受國外巨頭的操控。

　　國內肉牛行業所處環境更加惡劣，行業發展無標準、不規范，產業化尚未形成，還不具備抵抗外來競爭的能力。一方面，國內肉牛基礎牛群數量急劇減少;另一方面，牛肉需求高速增長，供需矛盾十分突出。進口牛肉數據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矛盾的尖銳程度：2012年中國進口凍牛肉30.3萬噸，同比增長2.1倍;2013年進口141.4萬噸，同比大幅增長3.7倍;2014年前7月中國進口凍牛肉91.6萬噸，同比增長27.8%;截止2015年，中國牛肉市場55%的需求部分依賴進口。

　　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，中國牛業危機四伏;這一幕和“中國大豆”的淪陷前期，如出一轍。

“乳肉兼營”破局中國牛業

　　無論乳肉，其行業屬性皆屬大宗原料生產，成本控制、定價權優勢確立是取得競爭核心的基礎。

　　乳肉兼營、以乳養肉，是降低成本的關鍵。牧場將原有低產奶牛、淘汰奶牛價值提升，雜交高品質肉牛凍精或植入和牛胚胎，生產雜交一代或純種肉牛，借助牧場現有基礎母牛、設施設備、管理團隊、集團采購等優勢，大幅降低肉牛飼養成本，批量化生產高品質牛肉。同時，可優化奶牛牛群結構;在乳、肉之間動態平衡，綜合效益凸顯。

　　中國牛肉業的發展，一定要采取差異化的競爭戰略，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競爭核心;只有差異化的產品才能擺脫價格的競爭。就國內牛業看，國內存欄量最大的荷斯坦牛(奶肉兼用型)，品種一致性高、母蓄存欄數量大(約1400萬頭)、規模化養殖條件好(6600家規模牧場占總牛頭數的45%)。用高檔肉牛與荷斯坦牛雜交(胚胎移植)，培育獨具特色肉牛品種，既能提升牛肉品質，又能降低牛肉生產成本。產品有差異，成本有優勢，基礎條件有保障，才是中國牛肉業發展之道。從日本經驗看，日本在2000年以后，逐步開始嘗試荷斯坦奶牛與日本和牛(Wagyu)雜交，生產F1代雜交種肉牛，出肉率、飼養周期、雪花肉出肉比例等都得到很好的保證，有效回擊國外進口牛肉的競爭。

　　借助基礎優勢(奶牛)，引進國外優良品種資源(西門塔爾、安格斯、和牛)，整合全球的肉牛飼養技術，培育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肉牛品種，走有中國特色的牛肉業創新(差異化)之路。差異化戰略是企業生存的基礎，是牛肉行業發展的保證。

　　乳肉兼營，構建“乳、肉”的成本優勢，通過差異化(產品)的生產，自主定價，擺脫價格競爭。也只有這樣，中國牛業才能突破困局，自主發展。

 

文章來源：東北新聞網